摘 要

2024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论文来源广泛、栏目丰富，源杂志转载量较高的依次为《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学报》等。文章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以师范院校为主，高等学校仍处于绝对主体地位。教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推进举措研究、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与改进研究、德育的现实困境与突破策略研究、数智时代教育变革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研究、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研究、中外经典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比较教育研究的逻辑与进路研究等八个热点问题。未来一年，教育学研究将重点聚焦以下九大问题：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探索建设教育强国的机制与路径；研究中国教育学的原创学术概念、理论与方法；创新立德树人和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新时代课程、教材与教学改革；探讨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关系；加强健康教育生态建设；以教育家精神引领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

［关键词］教育学研究；热点与重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

2024年度的教育学研究，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致力于推动公平且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建设，积极探索构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当前，教育强国建设正处于蓄势突破、全面跃升的关键时期，在未来的教育研究中，教育学者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增强以教育强国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感，持续深化教育领域重点问题与关键路径研究，担当起以教育强国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基赋能的时代重任。

一、2024年度论文转载概况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通过丰富的转载内容、多元的栏目设置、广泛的作者来源，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教育学领域过去一年的研究风貌。

（一）栏目设置及论文分布

据统计，2024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设置专栏、专题18个，转载论文217篇。各主要栏目及转载的文章数量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4篇）、教育基本理论（31篇）、教育改革与发展（23篇）、教育政策与法律（8篇）、教育与经济（4篇）、教育科研（8篇）、德育研究（13篇）、课程与教学（19篇）、教育技术（24篇）、教师教育（17篇）、教育史研究（19篇）、比较教育（29篇）、家庭教育（1篇）、特殊教育（1篇）、综述报告（3篇）、专题（13篇）。

（二）源杂志全文转载量排名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的文章来源较广泛、类型较为丰富。在被全文转载的文章中，其源杂志转载量较高的依次为《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学报》等。以下选取学术水平较高、影响力较大、转载数量4篇以上的杂志进行排序。（见表1）

（三）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统计从第一作者所属单位性质来看，高等学校具有绝对优势。2024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转载的文章总计217篇，其中，有208篇的文章作者来自高等学校，比例高达95.9%，较2023年占比（97.7%）有所下降；有2.8%的文章作者来自科研院所，较2023年占比（1.4%）有所上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均有文章收入2024年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文章第一作者所属单位仍以师范院校为主，其中，北京师范大学列第一，华东师范大学列第二，南京师范大学列第三。在此选取了转载4篇文章以上的单位进行排序。（见表2）

二、教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

教育学研究热点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特点。一方面，聚焦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问题，持续深入探索；另一方面，紧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关注科技前沿。分析新涌现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推进举措研究、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与改进研究等八个方面。

（一）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需求，也是教育学者完善学科建设的重要使命。当前，学者们主要围绕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体系架构、未来发展等层面展开深度阐释，对推动建设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根本问题体现在学科性、中国性、自主性。其中，明确“中国性”和“自主性”是为进一步明晰民族性发展要求与国家民族发展之理，而明确教育学“学科性”则是为明晰学术性发展需求和学科学术发展之理。首先，要明确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性”是融通古今中外的时代化了的国家性和民族性，即新时代的中国性和中华民族性。这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性、民族性，解决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的原创性、时代性和数字化时代中国教育学建设的系统性、专业性。其次，要明确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不仅要在生产环节中体现出核心的原创性，更要在应用环节担当“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提出解决人类教育问题的中国方案”的重任和使命。其中，学科自觉、学术自律和文化自信是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得以“自主”的内在逻辑。具体要通过教育理论自主与自信、教育研究者的主体自主性、实践取向方法自主性、学科体系的自主性来实现。再次，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性”要充分把握教育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属性，从教育事务领域和教育知识领域的关系格局中确定教育学科的学术领地，推进中国教育学的科学建构。

具体到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架构，学科体系是“基座”，学术体系是“动力”，话语体系是“形态”，教材体系是“载体”，治理体系是“保障”，中国特色是“灵魂”。要通过学科结构的优化、学科方向的凝练、教师队伍的稳定夯实学科体系的“基座”；通过研究问题的识别与转化、研究范式的选择与运用激发学术体系的原创力；通过学术研究的规划与资助、学术评价的导向与牵引发挥治理体系的引导力；通过教育学知识的平行结构和概念表达、逻辑思维与关联思维交互生成的知识结构增强教材知识体系的自洽性；通过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的话语秩序重建，让教育学说“普通话”和“中国话”，让中国教育学“说得出”、“用得上”、“传得开”、“叫得响”。

聚焦到人工智能时代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学者提出，智能机器成为新的知识生产者，教育学语言成为构建教育学知识体系的突破口；教育学知识体系生产的核心是回到知识生产的本源，提出一套具有生成性的规则、范式、路径。有学者认为，教育学知识生产将从塔式科层走向集群众创、从知人之明走向自知之明、从本土行动走向国际视野；组织开放度、学科融合度与体系贡献度是教育学新知识生产体系的认知起点。一些学者具体提出要建构未来教育学、数字教育学、计算教育学。

（二）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推进举措研究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的重大举措，也是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路径。当前，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围绕教育核心问题，多措并举，系统推进。

建设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是新时代我国教育发展的主要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重点围绕促进公平与提高质量这一主线展开。一是要推进“高质量教育公平”国家战略。教育公平从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升至国家战略，既是我国重视教育公平的历史延续，也是教育公平突破的现实所需和未来趋势。相较于以往的教育公平，高质量教育公平由着眼外延式的资源配置升至更着重公平的品质提升，由着眼静态的目标制定升至更侧重动态的学校行动，由着眼局部的县域均衡升至更着力整体的省域均衡，由着眼本土的公平问题升至更重视公平的世界影响。二是要建构基于重叠共识的多元教育质量观。当前，中国教育质量观更多体现的是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教育质量观，致使教育被狭隘效率诉求裹挟。教育质量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要对教育质量的复杂多样性保持必要的敬畏。教育质量不是单一的，不是只由某一特定群体来定义的，而是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我们之质量”。三是提高教育评价的使用性。评价使用是激活教育评价“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教育评价改革要走出“唯评价”的泥淖，回归教育本体，首先要发挥其对教育目的强烈的工具性和服务性功能。提高教育评价的使用性，要坚持合理使用的价值导向、强调真实使用的评价效果、推进协商参与的评价范式变革。四是突出“教育”的立场，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当代中国教育治理建构并未对教育本身给予应有的关注，甚至还容易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有效地推进政府权力下放、学校自主办学和社会广泛参与，就意味着教育治理的完成。事实上，从教育的“利益”或诉求出发，教育治理主体之间尚未达成紧密的联合、理性的认同和专业的共识。要回归教育立场，以“教育”来整合治理的各个要素与规则，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五是建立顺应人口变化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机制。学制改革层面，将幼儿园托幼服务纳入学前教育体系，适时取消中考分流，将初中与高中整体化为普通中学；教学改革层面，推进小班化教学改革，推行“适合的教育”；优化“职普分流”，加强高等职业教育类型建设。六是发展新质教育，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锚定教育强国建设目标，围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战略主线，发展新质教育，应当以培养新质人才为导向，开启教育体系变革；以改变办学模式为契机，推动学校教育转型；以思维和能力培养为核心，改变教育教学模式；以终身学习为基础和目的，探索学校—社会循环教育新机制；以通识教育与专题研究相结合，培育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三）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与改进研究

近些年，教育领域各种研究方法“你方唱罢我登场”，既相扞格又相联合，令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针对这一乱象，有必要对研究方法深入反思，理解其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并在教育实践中优化改进。

要真正地理解方法，正确地使用方法，就必须对方法的诸设定进行研究。实证路线的研究方法将教育世界分裂为现象与本质、事实与规律，研究者以教育本质、规律为知识追求，置身事外观察、静思；理念路线的研究方法关注“人为世界”，研究者以理念构建为知识生产旨趣，超然于现实绘制理想图景；意义路线的研究方法打破“分裂”、“静态”的世界本体设定，着眼流动、变化的真实世界，研究者即实践者，他们处身现实世界，以自身为镜探寻教育意义。聚焦到“如何扎根实践构建教育理论”层面，有学者认为，思辨研究、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或陷于抽象概念、命题游戏，脱离实践，或从实践中找证据来证实已有之见，都不足以构建能够回应本土诉求、符合实践逻辑，兼具解释性、指导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建设应持有经验为基的精致否证主义，采取一种对已有理论和先入之见进行批判性审视的态度，并不断寻找新的事实去质疑。为揭示教育的复杂性规律，有学者提出指向复杂性的数据密集型研究范式，以复杂系统建模为主，旨在深入认识教育复杂系统中不同层次的元素和主体，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和演化机制。

具体到量化研究，鉴于当前存在方法的“内生性”、量化的“前提性”以及研究的“规范性”问题，要在研究机制上推行重复性研究，在研究技术上发展计算教育学，在研究方法上加强教育预测研究。针对如何强化重复性研究，有学者特别强调，应加强对重复性研究价值的认识，建立重复性研究激励机制；加强研究者量化研究方法训练，搭建开放科学平台，促使“黑箱”变“白箱”；克服重复性研究“唯成功率”思想，打造稳定团体，形成研究集群。

（四）德育的现实困境与突破策略研究

德育研究事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鉴于当前德育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双重困境，研究者们着力探究德育现实困境的逻辑根源，并提出应对策略。

首先，是明晰德育理论困境，基于文化传统与时代需求探索中国德育理论的建构策略。受西方现代性伦理的影响，当前德育强调主体、自我对于道德的优先性地位，造成了道德主体与道德实体、知识与信仰、构想的自我与道德实践分裂的困境。有学者提出，中国德育理论超越原初现代性困境，要进行基于传统文化的价值基础重构和人心秩序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强调塑造“顶天立地”的人生格局、确立“安身立命”的人生目标、树立“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与此契合，有学者强调中国德育理论要超越西方心理学关注的个人体验与快感伦理，回到以文化共契为指向的中国德育传统，回到社会心理—心灵合一的建构框架中，以“大心灵”培育为指向，以高贵而博大的心灵作为教育的普遍价值依据。为助力当前社会走出德育疲弱的困局，有学者提出，德育学或德育科学可以专注于德育领域科学问题的研究，而将其中的价值问题研究交还给伦理学和道德哲学，从而更好地为德育实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促进人的道德发展。

其次，是聚焦德育实践困境，探寻德育创新路径。德福不一致问题严重挫伤甚至抹杀着学生践行道德的动机，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克服传统路径存在的抽象化、绝对化和片面化的道德困境，有学者提出，建立在人的自然性与自由性相统一、道德他律与道德自律相统一、保障德福一致与培养内在德性相统一基础上的道德动机培育路径，不仅尊重了人的现实性需要，更高扬了人的主体性价值。鉴于目前很多学校采用“私德外推”的方式实施公德教育，让人进一步成为利己主义者，让社会进一步陷入差序格局的现实，有学者提出，国家和社会有必要按照公共空间意识萌发和生成的规律，明确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存在的界限，培育成熟的公共空间，实施指向公共空间品质培养的公德教育。

（五）数智时代教育变革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研究

数智时代，教育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但也催生了一系列新问题，教育变革面临着诸多挑战，亟须系统性理论研究和整体性实践指导。

首先，教育变革面临如何破解人的主体性危机。伴随着智能技术飞速发展，人与技术在教育领域的互构不断增强。一方面，机器不断“人化”，其在教育中的角色逐渐从“教学工具”向“教育行动者”转变。另一方面，人的“机器化”加剧，教育主体从“自然人”向“赛博格”转变，人的主体价值被智能技术划界与规定。这将导致人类主体的物化、去社会化、商品化和自我异化，陷入成为订造中的资源和人生意义被消解的主体困境中。破解智能技术带来的主体性危机，必须基于人的立场探求未来教育的变革路径，以“培养人”为意向坚守教育的价值指向，使技术意向性与教育目的性相统一。明确教育要培养独立于机器的人，人的独特性需要人来培养，着重培养学生的反思与批判能力和创变能力。

其次，教育变革面临何以促进人个性化发展的问题。实现个性化学习，促进人的个性化发展，是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和目标。智能技术一方面为破解单一知识来源、冲击标准化场域、打破封闭式教学等提供“解决工具”，按需学习、人机融合走向深度学习、数字教学法成为教育实践新样态，为人的个性化发展赋予了更大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数字世界的非物质性、反实践性、弱社会性以及去复杂性抽空了儿童个性化发展的根基。由数据和智能算法所支配的数字化技术控制着学习者所能接受的心智模式和行为模式，以及注意力和意识时间，再加上知识的碎片化、资本化、娱乐化，使学生和教师失去运用知识的能力，最终导致学习者面临集体个性化的失效。鉴于当前智能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多被定位为“高效练习”与“高效提分”的手段，智能技术所支持的个性化学习要基于学生的完整个性，在学习内容、流程与方法上兼顾技术的精准供给与学生的自由选择。指向真实的儿童个性化发展的教育，要重视现实生活世界对于教育的原初性意义，保证教育的物质底座，捍卫真实的社会关系，重视直接经验的价值，以复杂性思维介入多样性的教育现实，保护教育的多样性，扩展教育的开放性。

最后，教育变革面临怎样应对伦理风险的挑战。“基于工作过程”技术缺陷，生成式人工智能已引发加速数据贫穷、未经许可搜集训练数据、基础模型不理解真实世界、生成的信息污染互联网、强势价值观投射、助长违法性深伪等多重争议。面对数字化时代的伦理危机，应遵循“优先管制、确保包容、引导应用”的路径，建构数字伦理，以规范建设为抓手，建立数字伦理治理机制；以课程教学为重点，健全数字伦理培育体系；以三方协同为依托，形成数字伦理教育合力。

（六）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研究

构筑自主发展、适应时局、结构合理、功能最优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是纵深推进教育强国事业、撬动教育改革大船、破解国家科技拔尖人才短板的原点举措。当前，我国教师教育体系面临师范性弱化、综合大学参与不够、基础教育优质师资结构性紧缺等现实挑战，需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着力打造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参与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首先，大力弘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培养教育家型教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为新时代教师群体指明了奋斗标准和追寻目标。营造教育家辈出的教师成长环境，涵育每一位教师的教育家精神，是当代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的时代要义。当前，教育家型教师培育面临教育评价偏向工具理性、理论与实践相互支持不够、理想信念引领不足等现实藩篱，面向造就教育家的新时代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建设，应建立适应中国教育国情的多层级优秀教师培养目标，深入推进教师培养活动的高端化、一体化、终身化、综合化、融合化、协同化进程，搭建灵活、开放、联动、协同的教师教育组织架构，实现多元共治、民主共享的多驱力耦合型教师教育治理结构。

其次，强化师范院校的主体地位。目前，师范大学仍面临去师范化困境，开展师范教育主业仍存在不少问题，如省属师范大学调整办学定位面临较大制度阻力，师范专业边缘化处境仍然存在，教师培养主体地位还不突出，师范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等。加强师范性，回归师范办学定位，归根到底是为了提高师范生的培养质量，这是维护师范院校独特地位的根本所在。一方面，强化师范性，需要摒弃师范性与学术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打破二者之间的壁垒，把学术性视为师范性的重要基础，重视其内含的师范价值，借助学术性来丰富、拓展和深化师范性，构建一种更为大气和包容的师范性。另一方面，要引导师范院校进一步明确自身办学定位，坚守师范办学传统，聚焦基础教育改革重点，培养能够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精准对接的高质量中小学教师；各利益相关方要加快构建多元评价体系，逐步平衡专业布局，积极承担师范教育主业，从而形成组合拳，共同推进我国师范教育高质量发展。

最后，以“国优计划”为引领，构建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国优计划”以乐教适教为选拔标准、以研究生层次为培养目标、以跟踪服务为基础保障，创造性地提出高层次遴选与“双素养”奠基相融合、高水平高校协同与“双导师”指导相融通、教师教育课程普及与教师教育先修课程供给相统一、“订单”培养与“从教”支持相协调、试点先行与持续推进相结合等重要举措，有利于带动一大批高水平高等学校结合自身办学优势开展教师教育，优化和完善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从计划实施的情况来看，如何协调高等学校内部不同院系和不同学科的力量，推动不同组织开展跨界联合培养“国优计划”研究生，是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有学者提出，要以培养“学科教学素养”这一潜在的共享目标为切入点，促进不同主体对跨界联合培养高素质中小学教师达成一致认识；要建设联合培养项目的配套制度，促进中介工具融合和创新、抓好规则与分工的落实；要在共同体稳定与拓展上持续发力，既要在已有共同体内建立更多的通路以加深共同体的稳定联系，又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灵活拓展共同体的边界。

（七）中外经典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研究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要想科学健康地运行，离不开对教育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的充分吸收与借鉴。当前，我国教育史研究秉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宗旨，立足时代场域，关注教育现实，意在为解决教育问题提供启示与借鉴，服务于中国当代和未来教育改革发展。

一方面，剖析儒家教育思想的“成人”之道。早期儒家以仁义为依归，以“成人”为宗旨，借助内发扩充和外铄转化诸种譬喻，殊途同归地辨析人接受教育而“作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有学者认为，隐喻语言有其不足，却又普遍泛在，应从经验主义视角审视受喻主体在隐喻接受和解读中如何生成新意义、建构新认知和塑造新行为，体知言说有尽，“意味”无穷的教育之境。针对当代社会如何促成个体成人的完整性问题，有学者基于对孔子面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姿态分析，强调拓展个体成人的时间视域，守护个体成人的历史文化根基，建构一种过去、现在与未来相统一的生活方式与朝向整全的教育方式。有别于现代德育的言说与思辨澄明模式，有学者认为，儒家传统器物教化，抛却了先验层面的普遍性应允，使人浸身于器物营造的伦理构境之中，以“上学而下达”的姿态探明自身在天地间的定位，理清道德对于己身的存在论意义。这不仅为现代人提供了一条感性直观的进路，而且有望澄明人在德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教育问题，深研外国经典教育思想。如今的教育现实，一方面充斥着个性、创造性、竞争、内卷；另一方面又充斥着如此生命的无意义，以及对“我究竟是谁”的困惑。现代教育应从古典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思想的持续不断的对话与相互的激发中，寻找一条在高贵的理念与人的自由之间的中和之路。有学者基于海德格尔（Heidegger，M.）“本源之思”的教育美学诠释，指出当前教育系统存在浮躁、短视、逐利问题，其根本在于对儿童存在的忽视。教育者应积极投身于儿童与世界美好相遇的本源性行动，还原儿童的“活的体验”，守护儿童的运思勇气，欣赏儿童的诗意置造，让儿童在相遇中体验、思考和创造美好。有学者基于对詹姆斯（James，W.）的教育思想分析，反思教育界长期存在的“意志训练说”与“兴趣说”两种对立教学法，强调好的教育不是压制性的规训，也不是过度使用取悦式的技巧趋乐避苦，根本在于由兴趣导向意志。有学者纠正杜威（Dewey，J.）作品中译本对“subject matter”一词的误译，指出其应为“学科内容”而非“教材”，并结合目前我国中小学教育领域存在的“教教材、考教材”顽疾，强调教师、教研员应超越教科书等“教材”，从“学科内容”这一源头出发考虑教学。

（八）比较教育研究的逻辑与进路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承载着发现教育知识、改革本国教育和改善全球教育的重要使命和功能，蕴含着对教育真理的追求以及对通过教育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期望。比较教育研究者应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全面理解、审视不同文化的价值内涵。

目前在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价值导向影响下，比较教育研究长期以来过度追求教育的同一性，造成了对教育世界差异性和教育意义丰富性的漠视与排斥问题。为突破同一性逻辑的局限性，比较教育研究要基于尊重教育多样性的差异性逻辑，将坚持教育的差异性作为本体论前提，关注教育关系的复杂性作为方法论基础，尊重教育发展的主体性作为实践论要求，实现教育利益的共享性作为价值论旨趣。

差异性逻辑强调，比较教育研究不能停留在描述不同的教育事实，要更加注重对不同教育之间的关系及关系方式的揭示。基于描述并超越描述，也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历史共识与现实诉求。但是从现实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可知，超越描述并非易事，有学者提出，超越描述旨在超越经验命题、事实呈现和因素分析。比较教育研究应该基于可以提炼出具体研究假设、可以用理论来解释事实和可以走向理解性、预测性或应用性结论的科学命题，与文献、与他者和与自己对话，重视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加强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应用等，从而实现超越描述。

现阶段比较教育研究正越来越注重“问题研究”，具体到如何识别与选择具有全球化时代张力的研究问题，针对因问题感缺失和问题脱嵌所造成的学科高度异质化倾向，有学者提出要建构与完善问题识别的逻辑框架，比较教育研究者须基于本土与国际的对话、超越以及融合不同立场，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提问立场与问题情景的双重历史化以及行动空间的建构出发，确立研究的多元问题化路径。

三、教育学研究的未来展望

2025年是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的关键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收官和“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更是面向十年建成教育强国全面布局、高位推进之年。通过对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2024年转载文章基本情况及热点与重点问题的分析，结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全国教育大会对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战略部署，教育学未来研究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研究

当前，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研究以教育综合改革与教育强国建设为主线，突出教育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战略作用，呈现鲜明的政治导向性、战略基础性和实践探索性。未来，学者们的研究将进一步细化、深化和系统化，具体可关注以下问题。一是教育强国建设的理论创新。通过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理论内涵，加强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的学理研究，以“六力”要素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教育理论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二是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研究。通过开展教育综合改革，探索教育治理现代化路径，推进教育政策与实践协同创新，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三是教育在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角色担当。

（二）建成教育强国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深刻阐释了教育强国的内涵，明确了教育强国的要素，提出了教育强国的标准。教育学者可以从教育强国的三个属性、“六力”要素和五大关系出发，研究建成教育强国的机制与路径。一是聚焦三个属性的具体化与实践转化，研究教育服务社会治理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路径；二是系统分析“六力”要素的协同作用，探索科技赋能教育改革、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及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的具体机制；三是深化五大关系的协调机制研究，构建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创新与传承协调发展的政策框架；四是构建多维协同的教育治理机制，探索中央与地方协同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制度创新和实施路径；五是探索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区域平衡发展策略，探讨如何通过政策设计、资源调配和模式创新实现全国教育的均衡高质量发展。

（三）中国教育学原创学术概念、学术理论、研究方法研究

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经验、观照人类社会运行规律的学理性、整体性叙事，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其中，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是建构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的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学术体系体现自主性的关键所在。因此，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研究需要强调原创性，需要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基本特征、本质要求和战略安排背后的原理、哲理和学理，总结中国教育实践经验、创造中国教育理论、形成中国教育思想，以回应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需求和教育学发展的本质要求。一是开展中国教育学自主原创学术概念的研究，构建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和教育实践的基本学术概念，形成能够解释中国教育改革实践并指导未来教育发展的学术话语体系；二是加强中国教育现代化理论体系研究。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教育现代化模式的全球贡献维度，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基石。三是形成中国教育学研究方法论体系的研究。系统梳理我国历史上有关教育的研究方法，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重要论述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在技术范式变革背景下，探索新的教育科研范式，形成我国教育学的方法论体系。

（四）立德树人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立德树人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和灵魂，人才培养模式是实现立德树人的载体和路径，如何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是教育学研究的焦点。未来，关于立德树人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将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主线，聚焦人口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体系重构和模式创新。一是分析新质生产力对人才需求的重塑，构建知识型、技能型和创新型劳动者的培养模式，探索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匹配的新路径；二是聚焦价值塑造与能力培养的融合路径，深入探索如何在人才培养模式中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道德品质、社会责任与创新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在实践中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三是深化跨学科、跨领域的人才培养机制创新，探讨如何构建融合科学素养、人文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多维度培养体系；四是研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处理人才分类与多样化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五）新时代课程、教材与教学改革研究

新时代课程、教材与教学改革的研究在2025年将围绕构建面向未来、体现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以服务国家战略和培养创新型人才为核心目标展开。课程体系研究将注重面向未来，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融入，推动跨学科综合课程的构建，同时强化创新型人才培养与核心素养发展的课程结构，以契合“双碳”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和科技自立自强等国家战略需求。教材改革研究则突出中国特色教育内容的构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度融入教材，同时探索国际化视野与区域化适应性的教材开发，促进数字化与纸质教材的协同创新。教学改革研究将聚焦智慧教育的深度融合，通过智能教学工具、个性化学习模式和多维度评价机制，推动教学过程的精准化与公平化转型。

（六）人工智能与教育关系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研究不仅需要聚焦技术如何驱动教育的智能化发展，更需要回归教育本质，反思技术与伦理、哲学与实践的关系。在教育伦理中确立技术应用的价值边界，在哲学层面厘清技术变革与教育本质的内在联系，在实践层面探索人工智能对教育形态的创新与重塑路径。首先，伦理关系层面将聚焦技术与人性之间的平衡、教育公平与个性化的张力，以及伦理风险的识别与防范维度。如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学生个体隐私、自由意志和人格发展的影响；研究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公平的机制；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内容生产、评价与传播中的潜在风险，如算法偏见、内容真实性与数据滥用，提出针对教育领域的伦理规制框架。其次，哲学关系层面将聚焦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对教育带来的影响研究。人工智能作为教育的新质生产力，正在重塑教育资源的生产与分配方式，并从生产力发展的哲学高度推动教育主体、内容与形式的全面变革。未来研究需从教育的本质出发，深入探讨教育领域中的人机关系，明确技术赋能教育的边界与可能性，为教育的长远发展提供哲学指引。最后，实践关系层面将特别关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与创新。如研究人工智能对教学过程的重塑，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应用，人工智能驱动的动态学习评价方法等。

（七）健康教育生态建设研究

教育生态的本质是教育各要素在资源、关系、结构、功能上的有机协调，其核心在于为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提供全方位支持。关于教育生态的研究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生态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聚焦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系统建设的内在逻辑，探索构建更加科学、高效、包容的教育生态体系。首先，研究将着重分析教育生态系统的动态适应性，探讨如何通过政策创新、技术赋能和文化融合增强教育生态的可持续性和韧性。其次，教育生态研究将强调多层次协同与多主体互动的逻辑，从学校微观系统、中观治理体系到宏观政策环境全面剖析教育生态各子系统的功能定位与作用机制。最后，研究将聚焦中国特色教育生态的全球适应性与话语构建，结合全球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发展，提出具有中国智慧的教育生态治理模式，以应对国际教育竞争和全球教育治理的挑战。

（八）以教育家精神引领素质精良的教师队伍建设研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深化教师队伍改革创新，加快补齐教师队伍建设突出短板，强化高素质教师培养供给，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供坚强支撑”。教育家精神引领素质精良教师队伍建设研究的趋势将以教育家精神的内涵深化与多维应用为核心，结合当前教育改革的关键需求展开更具针对性的探索。在理论层面，研究将进一步关注教育家精神的跨文化比较与国际化表达，探讨其在全球教育治理和教育思想交流中的地位与价值，推动中国教育家精神走向世界。在实践层面，研究将从教育家精神的多样性出发，细化其在不同教育阶段、教育角色中的具体实践路径。此外，教育家精神与教育政策的深度结合将成为研究热点，教育学者可聚焦通过政策设计和评价体系建设保障教育家精神的制度化落实。同时，也需要研究教育家精神对学生发展的影响，探索其影响学生价值观、创新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具体机制。未来的趋势还将扩大教育家精神研究的跨学科视角，整合心理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理论资源，为素质精良教师队伍的构建提供多元支持，最终实现教育家精神在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转化。

（九）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入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不断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教育科研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为推动全球教育事业发展贡献更多中国力量。”未来，有关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研究将强调教育对外开放的多维度协同效应，进一步聚焦未被探索的领域，同时深化现有研究成果，以回应全球教育合作与竞争的新挑战。在文化维度，需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在国际教育体系中的话语塑造力，构建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教育文化输出模式。在治理维度，需研究多主体共治的国际教育治理机制，探索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规则制定和实践方案。在技术维度，将聚焦数字技术赋能跨境教育的生态构建、技术伦理以及数据主权保护等问题。此外，研究还需关注教育对外开放对区域均衡发展的潜在影响，特别是如何通过国际教育资源的流动，优化区域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同时，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未来研究需在合作共赢的框架下，探讨中国教育如何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的引领作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教育公共产品体系，为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的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本文转载自《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作者：宣小红、史保杰、惠文婕）